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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想要国会每月多批几百亿美金的预算可不容易,但用来抵抗金融危机就另当别论了。以凯恩斯之名,行汉武帝之实,这大概会是个世界性难题。

收钱的手段与花钱的名义

税收或财政是大话题,动不动就要牵扯国家兴亡。其实,只看其中的手段和名义,也足够有趣。


收钱的手段与花钱的名义

文 | 沈大园

(出版人)


人们常说,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:把自己的想法装进别人的脑袋;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。政府税收大概是把这两件难事结合到一起了,既要把钱收过来,还要尽量让人相信这一切都合情合理。


古罗马的钱币上,除了常见的帝王头像,也会铸些皇帝一身戎装、接受蛮族跪拜的场景。历史学家说,这是为了提醒民众,他们的钱都用在了何处。


税收或财政是大话题,动不动就要牵扯国家兴亡。其实,只看其中的手段和名义,也足够有趣。手段的演进展示出既定技术条件下聚敛的极限,而花样层出的名目或许昭示着治乱循环中进步的微光。


《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》

郭建龙 著

鹭江出版社

2017年4月


详细梳理中国金融历史后,本书作者郭建龙发现,财政的花式汲取,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手段。


这一过程始于汉武帝。他连年用兵,花光了文景攒下来的家底。穷则思变,于是桑弘羊献上了算缗、告缗、币值改革、盐铁官营、均输、平准、酒榷诸政策。其中算缗是财产税,算和缗都是计量单位,分别是120钱和1000钱,武帝令商人两缗交一算,就是6%的财产税。汉代没有银行账户可以查账,于是告缗令接踵而至,你只要揭发有钱人藏匿资产,便可得到他一半的钱,另一半国家拿走。甚至有诛心论者认为,从一开始,武帝就是指望后一招的。


币值改革一方面收回郡国的铸币权,更重要的是将铜钱面额定在“五铢”,等同于它的重量,这意味着中央放弃了制造通胀的能力。其实汉武帝也尝试过白金(银合金)和鹿皮制作虚值大币,即面值远高于物料价值的货币,奈何除了引发民间的一团混乱,所获甚少。剩下的几项措施都是国家办企业,盐铁酒是作为垄断商角色,均输和平准则是市场参与者。


汉代的财政不是没有规矩,田税归大司农,是政府收入,山海地泽收入归少府,是皇室的私库,所以规矩管的是哪部分归政府、哪部分归皇帝,而不是该收和不该收。盐铁之利属于山泽,是帝王私属,想专卖自然也无可厚非。货币时常想滥铸,但受制于贵金属本身的限制,屡战屡败。两千年里,循环往复。

 

 《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》

倪玉平 著

科学出版社

2017年3月


古代皇权虽然也面临传统和文官集团的束缚,但都不是刚性的。在税赋这种问题上,所有的争论都是关于后果,没有谁说皇帝没有权利这样做。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”确实令人主警醒,但这也好像在暗示,只要桨艺高超就可以戏水弄潮。


事实上,无数人觉得自己技艺超群。隋文帝时,为了扩大税基,下令清查全国田亩,官员以此为政绩。于是到了儿子隋炀帝时,账目上全国耕地竟有55亿多亩,是今天我们“18亿亩耕地红线”的三倍还多。


技艺真正提升的空间很有限。唐代的刘宴被视为千古财相,他施行盐业改革,变原来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。垄断者只需控制一个关键环节就好,其他的就让民营经济发挥活力去吧,这种混合制让皇帝到达了利益最大化,使盐业专卖增收几十倍。但财富不是凭空来的,各地盐政肥缺大量消失,一个利益集团消失了。


到清代,经过反复试错,各类管理技术已臻极致。帝国的财政逻辑是“量入为出”,不想竭泽而渔。倪玉平教授描述了一次财政转折,关于帝国是如何从农业财政传统中脱离出来。


太平天国军兴使帝国军费猛增,江南糜烂又让财政税源枯竭。部队在地方,基本是靠厘金自筹军饷。收厘金很简单,通常是部队在关卡或集镇挂出一块“奉旨抽厘”的牌子就好了。一厘顾名思义是1%,厘金原本是收商业税,但在具体实行中,课税范围极广,且税率远较名义高,超过20%的也有。


按照常规的剧本,遇到这样级别的叛乱,帝国如果没有亡于财政枯竭,也肯定会在地方割据中慢性死亡。但清朝赶上了好时候,1840年国门洞开之后,关税逐渐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收入,从咸丰元年(1851年),到同治末年(1874年),这段号称中兴的时代,背后是关税从280多万两到接近1200万两的增长,王朝藉此努力维护强干弱枝的局面。


关税虽好,但税率并不是皇帝说了算,而是条约规定的。皇帝的无限权威在这里遇到了挑战。这种税倒是不用关心征收手段的问题,外国商人通常都还合作,并且,赫德也将总税务署打理得高效而廉洁。


正是在咸同年间,传统的财政与税制开始终结。名义与手段,都开始不同了。

 

 《回荡的钟摆》

许小年 著

中国计划出版社

2017年6月


经过民国的法币改革,掌握了纸币的国民政府再也不必担心汲取的手段。没有法币改革,不可能坚持八年抗战。虽然人民付出了几百倍通胀的代价,但纸币确实给了政府调动资源的终极能力。


当手段不再是障碍,现代政府要突破的就是预算约束了,于是,花钱的名义成了更重要的问题。


有个苦涩的笑话,讲英国在撤出的时候总是要留下点什么。他们给南亚留下了印巴分治;给中东留下了以色列问题;所以这次如果他们缩回到英伦三岛,会给世界留下什么呢?据说,答案是凯恩斯。学术论争有待厘清,但毫无疑问,凯恩斯允许政府逆周期干预的立场,给许多渴望更多支配权的人开了方便之门。想要国会每月多批几百亿美金的预算可不容易,但用来抵抗金融危机就另当别论了。以凯恩斯之名,行汉武帝之实,这大概会是个世界性难题。


经济学家许小年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四十年历史分为两部分,前半段的斯密模式和后半段的凯恩斯模式。前者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,后者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。


辩护者认为,中国取得经济奇迹的核心是“大政府”,即政府拥有异乎寻常的资源汲取和资源调动能力。许老师认为这是误解,没有搞清楚中国经济改革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。市场化才是中国经济改革前期高速化发展的核心动因,只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改革,中国经济重归繁荣是完全可以预期的。

 

 《小岛经济学》

[美]彼得·D.希夫、安德鲁·J.希夫 著

中信出版社

2017年3月


这是一本寓言书,如副标题“鱼、美元和经济的故事”所示。作者以鱼为引子,讲述了整个货币与金融体系的起源。鱼一开始只是物物交换的媒介,后来发现,以鱼为标的发行鱼券更方便,因为更易流通和保存。再后来政府发现,它可以用少量的鱼做储备,发行多得多的鱼券,只要他用新增的鱼券去买选票,这个循环就能维持很久,直到本国生产总额完全不支持本国消费总额。作者是以美国为例,作为全球储备货币,它的鱼券可以在世界范围购买廉价商品,让游戏维持更久。


这本书自认为是一个启蒙者,在努力揭穿谎言,因为关于货币的真相、金融危机的本质和美国的未来,政府撒了太多谎。说实话,这多少有点阴谋论意味,不是局面复杂,就一定来自于精心设计的欺骗。不过,欺骗总好过用强,毕竟不是拿一块“奉旨抽厘”的匾额就动手了。欺骗的前提是,权力已经被承认。再说了,修炼智商总比修炼武功要容易吧。


刊于《财新周刊》2017年第36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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